導演：Raymond Depardon

由法國知名攝影師與紀錄片導演－雷蒙•德帕東（Raymond Depardon）所執導的《我在法國南部有間上屋》，獲得在法國已有71年悠久歷史的「路易德呂克獎」，並引起法國知識份子的激烈討論。電影的迴響為何會如此大？有人說是因為德帕東拍出了WTO的全球化，對老農和新一代的衝激；亦有人說德帕東只是純粹拍出了農村的風光如畫，描繪出老農逝去的青春，和德帕東個人對農村的偏愛。

然而不論從哪個觀點看去，德帕東對農民的關心卻是顯而易見。就在德帕東成為攝影師之前，他一直都生活在法國的農村；而在他成名後，他都一直期望能完成一系列以農人為描寫對象的影像作品。德帕東分別於2000和20005拍成了以農村為題的《靠近》(L’Approche)和《日常生活》(Le Quotidien)；而《我在法國南部有間上屋》則是正正就是這花了十五年製作的「農村三部曲」的最終章。

這只是生活，現代生活

電影初映入眼簾的是，是一段駛進農村的小路。從第三身的視點，我們看到路邊小花被風刮著，向著觀眾招手歡迎，側邊的岩石卻依然沉默，似是若有所思。這是德帕東首先帶給我們，在夏秋之間徘徊著的農村風光的影像。

首先被訪問的對象，是村莊裡一老農者。老農者表示自己早晨時會與牧羊犬慢慢地把魚貫的羊群趕上山。下晝時，又會把羊從山趕下來帶回牧場。這種古老的牧羊方式是過時的；在面對全球化下各種資本雄厚的牧場，不但擁有自己的私人草坪，更有千百種營養素幫助羊群成長。所以說老農依然堅守著崗位，用傳統的方式去牧羊，無不叫人佩服。然而說及工作時，老農者臉上卻沒有浮現半點自滿驕傲，因為這對他來說根本就是最尋常的生活而已。

該牧羊的老農者有一弟弟。弟弟早年離開農村，後來迎娶了一北部女子，重返故鄉務農。老農者認為自己的弟弟沒有農夫精神，也承認對於弟婦沒有大好感；他認為弟弟如果與家鄉的姑娘結婚，那會較為美滿。另一邊廂的弟婦，也坦言與丈夫兄長有所代媾，所以除工作時間外，均沒有什麼大的接觸。這幾幕也呈現出，老一代與新一代農人所存在著的衝突，和外來者很難融入農村圈子的苦況。

電影法文原名《LA VIE MODERNE》與台灣的電影譯名《我在法國南部有間上屋》並無關連，其法文片名正解應作「現代生活」。德帕東不同米高摩亞，他是一名以客觀鏡頭著名的導演，所以我們既沒有看到如詩如畫的狀麗場面，也沒有看到憤世的農人投訴自己血本無歸；電影的主角一直是農村裡各人的日常生活，沒有經過任何美化或者醜化。

外面的人要進來，裡面的人要逃走

除了上文提到的弟婦是外來者，另外還存在著一整家搬進農村工作的家庭。有個一家三口的外來家庭，以養殖食用牛肉為經濟來源。大概是因為經驗的缺乏，他們沒有做好傳染病的預防措施，令致有好幾頭牛死於病毒。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，坦言並不希望兒子繼承父業當農夫，然而兒子卻自言不愛讀書，希望長大後與家中成員務農維生。

而針對新一代農者，除欲想加入農村的外來人之外，亦有苦無辦法離開農村的本地人。導演訪問另一戶農村，老農有九名子女，最後只有一名兒子願意留下來幫手。問年輕人是否因為喜歡農村而留下來，年輕人答覆道只是因為其他人都走了，他迫不得已留下來繼承農村而已。幾乎所有本地出生的年輕農人都一樣，比較希望到外頭闖一番事業，而並不是成為一個農夫。那個繼承父業的年輕農人，除了農村工作之外，還有在賓館打長工，收入比務農的獲得多，他也似乎比較享受在賓館打工，多於在農地工作。

真實的力度

不是純粹的全球化思考，也不純粹是農村的風光拍攝。德帕東曾在一個訪談提到，他不希望拍一部關於「消逝中的農村」這種充滿懷舊、傷逝味道的感性作品。影片裡的農村與農民，是當今或未來的一種生活態度和選擇。而在另一訪談中，他也表示過拒絕以美國電視的拍攝方式，以近鏡捕捉農人的表情，因為他認為這手法等於是強迫農民。所以如果要解答為何作品會得到如斯大的迴響，筆者只好說是電影的真實感，為大家對電影的概念帶來的衝激。或者大家都忘記了，「真實」其實也是一種深厚的力度。

（原文刊於Milk第409期）

導演：John Carpenteen
編劇：John Carpenteen, Nick Castle

《紐約大逃亡》拍自1981年，耗資不過六百萬美元，只能算是標準的B-Movie製作。雖然說電影無論從經費、編劇還是陣容上，都不是大製作，可它卻是近幾十年內，一部叫人記憶猶新的動作小說改篇電影。然而，除非你是B-Movie迷，或是John Carpenteen的影迷，否則你未必可以領會到《紐約大逃亡》的影迷所興奮的理由。

電影背境在1997年，美國紐約因為急升的犯罪率，執法部門無法管治的原因，逐以圍牆包圍整個紐約，並駐兵守護邊界。凡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，均會送至紐約，由罪犯在城內自生自滅。

一天總統的飛機被革命組織成員劫持，並撞毀於紐約城內。總統因為躲進逃生槽裡而倖免於死，卻因而被當地罪犯綁架。軍方於是拜託我們的第一男主角Snake Plissken（Kurt Russell飾），潛入紐約把總統救離。

不按章法出牌

在談論《紐約大逃亡》的優點之前，先說明為何它並不是一部容易受人接受的電影。孤身一人闖入敵陣，然後把敵人打個稀巴爛，很容易就令人聯想到另一電影作品《第一滴血》（特別是兩部片的主角曾是軍人身份）；然而《紐約大逃亡》中的Snake卻萬萬不如Rambo般善戰。

Rambo在戰場上活到最後的理由，是因為他是戰神。然而Snake能活到最後，卻只是因為幸福之神的眷顧。片首Snake要駛飛機降落紐約時，他就差點機墜人亡。來到中段被一群流氓圍攻，沒開幾槍的他一開始就選擇逃跑，走到最後不敵流氓，還要路過的計程車司機杖義相救。

主角不好打，是不好看的原因之一，還有的就是拍攝全無章法。槍戰的場面鬆散，加上長期在黑暗中對打，令觀眾難以投入。另外在此類劇種，通常都會出現性感的女角，一直幫助（或拖累）大英雄的行動。但在《紐約大逃亡》出現的女角，不但對劇情毫無幫助，更只是曇花一現。Snake在搜救過程中，遇到片中絕無僅有的女角。女角一片抽煙一邊與Snake調情，然而還滋生長出感情來時，就被流氓抓走。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是，當時Snake自顧自的逃走，沒把女角的安危放在心裡，而女角也就此消失於片中。不按章法出牌是該電影的特色，卻也因此被人質疑電影中出現的配角的存在意義。

交織在現實與荒謬之間

或許就是Snake那種，沒有偉大抱負，只顧自己利益的性格，更接近人性和貼近現實，才得到眾多影迷的歡心。他潛入紐約救總統的目的，並不因為他愛國；而是指揮官Bob Hauk用毒藥威脅他在指定時間內救出總統，和答應他救出總統後可以回復自由身，Snake才會冒上生命危險與流氓對敵。 

除卻主角性格外，故事背境亦是要點。背境設定把紐約市搖身一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監獄，試想像身為紐約的人們，如果在電影中看到熟悉的街道和樓房，統統都變成廢墟，會是怎樣的感受？即使不是紐約人，但看著好端端一座國際城市變成了囚犯的集中地，在感覺荒謬之餘誰又不感興味？

另類英雄的傳頌

電影雖然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作品，但主角的長髮和獨眼形象，潛入敵方陣地進行任務的劇情，還是依樣地深入民心。

由名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創作的《Metal Gear》，就是令Snake的形象深入民心的最大因素。稍有接觸過遊戲的人，都知道遊戲主角不單與Snake同名，更同樣是一個獨眼的戰士。雖然遊戲中形象稍為瘦削，但其中受《紐約大逃亡》的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。

兩年前上映的《決戰末世代》也有向《紐約大逃亡》作出大幅度的致敬。片中的獨眼女主角，明顯是Snake的女性版本。因為病毒傳播而用圍牆封住的蘇格蘭，明顯就是向《紐約大逃亡》的紐約作借鏡。中間大量的八十年代式追逐槍戰，令人回味無窮。還有就是女主角與中古騎士的格鬥，無不令人想起Snake在敵方巢穴的擂台上作生死決的劇情。沒有借助香港武指的打法，不需借助威也飛天循地，而是你送我一拳我還你一腳的套路，深具早期美國打鬥電影的風格。

一部電影會受歡迎，不可能完全沒有理由。儘管以今日角度來看，《紐約大逃亡》的劇情既鬆散，特技又可笑，然而它能帶給後世人這麼多的靈感和創作素作，就好證明了這作品的價值。

（原文刊於Milk第406期）

導演：李奇
編劇：胡淑雯、侯守謙、李奇

台灣的電影在世界市場占有率不大，如《藍色大門》、《盛夏光年》、《九降風》和《海角七號》等能受到影迷青睞的作品，也多是小品電影。由新晉導演李奇執刀的《歧路天堂》，可算是近年來主題比較突出的台灣電影之一。

以外地非法勞工渡台工作為背境的《歧路天堂》，嘗試從一個女性勞工的角度，去透視出台灣社會的普遍人，是如何對待這批勞工，勞工本身又如何在這個社會適應生存。不論是情節，取景和音樂上，導演都插入了不少的台灣本土人情；令「在地人」看得親切的同時，外地人亦可以用獵奇的心態，去觀看這一層又一層的異地風采。

在地色彩

台灣人常說的「在地」，其實即是「本地」的意思。電影一開首就是女主角Setia在農鄉幹活的畫面。農鄉的畫面，或許不符合一般港人對台灣的印象，也許會有人問：台灣不是那個有101層大樓的地方，捷運鐵路貫穿所有地區，總是滲發出東洋色彩的地方嗎？是的沒錯。但另一方面，台灣卻還是有為數不少的人以農為業。在台灣的中部和南部，仍然有不少農村的存在。

在Setia工作的田地旁，坐落著一間簡陋的鐵皮屋；無論是中午還是晚間，都總是響著吵鬧的台語歌曲和嫖客春女的調笑聲。本來一切相平無事，然而遠方突然傳來了一陣警車響嗚聲，Setia立刻衝入屋子叫大家逃跑。有的人因為穿著高跟鞋，跑得跌在地上滾；而比較聰明的春女，早就脫鞋跑進村子躲起來了。也就是這時，觀眾方才發現到Setia和屋子內的妓女，其實都是偷渡來台的非法勞工。

有數字統計，現居於台灣的外地非法勞工，共有五十萬人。然而真實的數字，可能要比五十萬更多。Setia，她的泰國男友Supayong，和由吳文琪演的泰國春女Wonpen均是外地來的非法勞工。在一個華人地方生活，每天抵受僱主的欺壓，外來文化的衝激，和被警察追捕的生活，身為異鄉人的他們，都只有一一承受。

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一幕，是Setia和Wopen的老僱主去逝時，他們家的人在進行道教儀式的喪禮；然而來自泰國Wopen，卻是從衣襟端出一尊泰國佛像，進行自身傳統的喪禮禱告。那種文化上的衝激，可謂不言而喻。

沒有重量的生命

隨著老僱主的死，Setia亦跟著失業，並在因緣際會下流落地一個退隱的女歌手家中做事。
退隱女歌手一角，由台灣藝人楊貴媚飾演。戲中的楊貴媚自小家窮，家中擺滿的芭比洋娃娃，是她小時候與其母在工廠打工的回億。到之後成為當紅歌手，卻因為一場車禍，失去丈夫和兒子，也令她其中一條腿永久殘廢。

或者是因為楊貴媚家境本來就清寒的關係，她似乎特別體諒Setia，處處幫助Setia。可是劇情發展下去，Setia卻發現到自己姊姊，原來就是楊貴媚之前車輛的受害者之一。Setia心生憤怒，想要問過究竟，只是楊貴媚一直不愁不睬，到後來承認害死她的姊姊一事，也是輕輕帶過而已。

到後來楊貴媚企圖自殺，也只是因為懷念自己丈夫和兒子，而完全沒把Setia的姊姊記在心裡。這把Setia才剛對台灣人產生的好感，在一瞬間抹得一乾二淨。外地非法勞工的生命，在台灣普遍人眼中，彷彿都沒有重量。

台語歌風情

劇情先交待到這裡，轉過來談一談電影的配樂。電影中除了濃濃的台灣風光畫面外，也配合了台灣專屬的台語歌曲。

在Setia和Supayong在旅館依偎和逛遊台北時，便經常哼起了這首〈愛情研究院〉。歌詞中描寫男女的悲歡離合，且述說了人生無常的道理。在片末時，Supayong被警察抓住，Setia放下了貞節，無奈當起春女。二人奇幻的際遇，也正正成為了歌詞中的寫照。

至於另一首〈戀的曼珠沙華〉，原本是日語歌曲，由台語歌天后江蕙演唱台語版本。在楊貴媚自殺時，背後就傳來了〈戀的曼珠沙華〉。自殺過程中，楊貴媚用針猛扎手指，讓鮮血滲流出來，抹到嘴唇上去。她的幽怨心情，幾乎都藉那一片血紅的嘴唇傾瀉了出來，再配合〈戀的曼珠沙華〉中哀悼紅顏薄命的歌詞，連筆者都不其然痛心。這種結局，既滲出了悲情，卻又未致於濫情催淚。

（原文刊於Milk第405期）